先秦兩漢對遊俠的看法

遊俠最早的定義 「俠」之名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篇，他對俠的定義是：「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他認為俠之能事：「群俠以私劍(暗殺)養」。關於俠的影響，他在〈六反〉篇中補充說明：「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這曰任譽之士」。由上述幾段文字，我們可以概括出所謂「中國之俠」的一些特徵： 1.目無法紀 2.聚眾藏奸 3.好武揚名 4.擅長暗殺 儘管統治階層與世俗輿論均視俠為仇敵，但是韓非也不得不承認「俠」在民間得到廣泛的贊揚和崇拜，是所謂的「廉勇之士」與「任譽之士」。但是客觀的說，韓非對「俠」所下的定義並不公正，他站在法家的立場上指出俠是五蠹之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片面概括某些特徵，誇大其弱點，因而得出一個迎合統治階級立場的結論，總而言之是沒有真正認識中國之「俠」的定義。 ‧俠最早的肯定者 由於原始之「俠」是中國社會中一個獨立階層，他們的俠義理論只汲取了儒、道、墨三家思想的一小部分，並形成自己的處世行為規範；他們的誕生，不僅與統治階級相對抗，而且也與先秦諸子百家基本觀點相悖，因為以武犯禁，因此上位者視其為不安定因素，提供觀念箝制的思想家(特別是法家)，也隨著以筆伐之。在這樣遭到統治階級仇視和諸子百家圍剿的俠，真正站出來為其正名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史學家──司馬遷。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給與「俠」明確的定義：「救人於厄，振人不瞻，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背)信，義者有取焉」。而在〈 遊俠 列傳〉中更進一步指出：「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這裡對「俠」的定義，概括了中國之俠的基本特徵： 1.疏財濟貧 2.助人為樂 3.一諾千金 4.不圖報答 5.忠於知己 6.愛惜名譽 7.舍身求義 8.視死如歸 兩漢時期，遊俠為了適應新的社會需要，逐漸形成一種新的形態，對日後遊俠發展影響甚大。如同先秦的好劍風氣，漢初無論學者、文人都彌漫在習武風潮之中。《文獻通考》卷150即載： 「漢初，兵民不甚分。如馮唐吏卒皆家人弟子，起田中從軍，而後漢禮儀志，謂罷遺衛士，必歡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尚未分。」 好武風氣的延伸結果是養士風氣的盛行，但漢代與先秦不同處在於後者仍保有貴族生活情趣及行為方式；前者則以「任俠自喜」，作為顯名之用，並達成其政治野心；而不養士之權貴勢族則採取交往、討好遊俠方式，以達到其目的。總之，當時遊俠與權貴關係甚密，此為重視武風與養士之下的必然現象。 當時所謂“遊俠”，指壯勇豪放，重義輕死，雖然未必據有權位和財富，然而在民間的影響卻十分顯著的人。荀悅在《漢紀》卷一○《孝武一》中說：“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司馬遷《史記》特別為他們立傳，又稱述其獨異於社會其他人等的品格，說他們能夠“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不既信，不倍言”，所謂“仁者”、“義者”，與他們相比，也有不足。他們實際上在另一層次上實踐了“仁”“義”。當時的“遊俠”，其實是社會文化活潑生動之特色的一種人格代表，也是時代精神豪邁閎放之風貌的一種人格象徵。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開篇就說到遊俠的文化品格：韓非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二者都受到批評，而社會聲譽依然很高。“今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為了實踐諾言，救人危難，往往奮不顧身。遊俠的行為雖然並不遵循傳統的社會規範，但是他們的誠信品德與犧牲精神，表現出強有力的文化影響。司馬遷注意到遊俠精神傳遞的悠遠，這種傳遞，並不憑藉經典文獻而得以承繼；也注意到遊俠社會聲譽的廣大，這種聲譽，也並不憑藉權勢地位而得以張揚。司馬遷寫道：世間“閭巷之俠”，“匹夫之俠”，雖然往往違犯當時法禁，對於社會卻並無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聲之遠播，群眾之追隨，不是沒有原因的。對於放縱私欲，奴役貧民，欺淩孤弱的行為，遊俠其實也是鄙視的。司馬遷不滿意將遊俠與“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見解，似乎反映了一種“體制外”的思想個性。然而他的見解，也是大體符合歷史真實的。漢武帝時代的“遊俠”曾經進行過引人注目的表演。他們的活動和影響，為當時的社會風貌涂染了鮮麗的色彩。而司馬遷的態度，則表現出較高層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傾向。看來，當時文化“正統”的力量還並不十分強大，人們堅持與執政者不同的立場，發表與執政者不同的意見，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間。《漢書遊俠傳》分析遊俠興起的背景時所謂“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應當說是客觀的分析。

司馬遷：藉「遊俠」「刺客」列傳點出他對正統王朝之義理的疑惑，渴望著俠的世界的另一種義，這義是在非政權壓力下，非只對國君與王朝，而是人與人間平等情義的對待。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整個人的特質，顯然受 道家思想 的自然主 義影響，要比儒家思想影響更重。 對遊俠乃有正面之評價。 班固：認為遊俠背公死黨，且放棄守職奉上之義。班固把遊俠看成為社會混亂之源,故大力評擊，是種負面之評價。對俠採取了完全否定的態度：“扼腕而遊俠者，以四豪為稱首”。俠被班固視為“罪已不容於誅。”

最標榜俠義精神的，應該是指先秦時代的遊俠，因養士之風而起。 到兩漢因地方勢力過大受到打壓，至魏晉則有效忠心態，將領多半遊俠出身。 隋唐時代的遊俠是種時尚，也是歷史上人數最多的時後，品質則不一。 五代跟魏晉狀況很像，到宋代因重文輕武而由明轉暗。 元朝種族打壓，明清專制徹底清除，遊俠幾乎完全消失蹤跡。 其中相同的地方就是，遊俠都出現於局勢混亂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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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712160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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