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撒的面具－同意權不是毫無意義的憲法程序

2011-04-28 中國時報 【王健壯】

美國大牌學者中，很少有人像德沃金（Ronald Dworkin）一樣寫過那麼多篇文章，專門討論大法官被提名人在接受國會聽證審查時的表現。

德沃金如此關心國會同意權行使，理由很簡單：最高法院擁有難以制衡的權力，每項判決又與人民基本權利息息相關， 但大法官卻並非民選產生，唯有透過國會行使同意權的憲法程序，才能讓選民藉代議 政治 而參與大法官的選任 ，因此參議員代替選民，逼迫大法官提名人坦白公開他們的憲法哲學，這是他們應負的民主義務。

但讓德沃金遺憾的是，在這個無可取代的憲法程序中，參議員與大法官被提名人都未盡到他們應盡的憲法義務，被提名人祇會一再重覆空洞模糊的陳詞濫調，參議員也難以突破被提名人防守性的迴避策略，以至於即使到聽證結束投票後，身負代議責任的參議員對被提名人的憲法哲學，仍然像公眾一樣的無知。

大法官被提名人採取的迴避策略，被美國法界戲稱為「司法第五修正案」，亦即被提名人在接受聽證審查時，可像犯罪嫌疑人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一樣，不必被迫自證己罪， 避免 因言詞陳述不當而賈禍，影響到同意權的結果。

在這種迴避策略下，任何大法官被提名人與參議員的互動模式幾乎都是一樣：當被問到個人政治傾向是否會影響日後判決時，答案一律是：所有判決都受法律指引，除法律外，絕不受個人政治觀點或偏好影響；被問到對墮胎、同性戀或總統權力等特定問題的看法時，答案也不外是：現在公開他們將來可能會審理案件的觀點，不但有違司法倫理，對未來的訴訟者也不公平；被問到是否尊重過去判決時，標準答案是：會遵循先例原則，除非先例已被證明「不具實踐性」。

但德沃金的疑問是： 憲法是用抽象的道德語言所寫成，大法官被提名人如果不能對過去的判決或假設性的案件具體表態，凡事都以依法判決來迴避， 民眾 要如何得知被提名人的憲法哲學與民主理念？更無從判斷他們進入最高法院後，可能會如何改變這個攸關人民基本權利甚巨的權力機關。

德沃金雖是個自由派學者，但他對近三十年不同政黨總統提名的大法官人選，在聽證審查程序中的表現，卻不分黨派都給予負面評價，對國會的表現，他的批評更為嚴厲：「參議院沒有權力拿國家的憲法及其未來進行賭博」，「假如參議院的職責僅僅是確定被提名人會忠於法治判決，同意權這個憲法程序將不具有任何意義」。

美國參議院對大法官的同意權審查，採取個案聽證制度，司法委員會的委員也多數都是 專業 的資深委員，而且聽證程序短則一周長達半月，絕非一、二次會議即告結束，再加上被提名人任何陳年舊事，即使是大學畢業後寫的求職信，參議院也都有資料掌握，按理說，同意權行使的制度與程序應已十分嚴謹完備，但德沃金的評價卻仍然是「無意義的憲法程序」。

為了讓同意權的憲法程序有意義，德沃金的建議是：參院多數黨與少數黨，應該分別選任嫻熟憲法的學者擔任特別法律顧問，負責聽證的深度詰問責任，促使大法官被提名人必須對憲法哲學作專業表態；他認為唯有如此改變，才能讓國會同意權程序成為公眾關心並參與憲政法治的管道。

台灣立法院行使大法官同意權的歷史甚短，程序與制度也不夠完備，且全院委員會的審查方式，通常也都以黨派政治傾向審查為主，對個人品德審查則是極盡嘲諷羞辱之能事，更很少針對被提名人的憲法哲學（如果他們有的話）進行詰問審查，這樣的審查程序結果當然就是：被提名人不論獲得同意與否，立委在投票時對他們的憲法哲學仍然一無所知。

馬英九 提名的四位大法官人選，在進入立法院同意權行使程序後，可以預見將備受政治煎熬，但在政治煎熬被提名人之外，立法委員還能做些什麼？如果不能，這樣的代議程序又有何意義？　（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