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而治

Lucien Kroll ，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醫學院宿舍， 1970-76

二十世紀初期，現代建築雖然在德語系國家奠下基石，不過，德語系社會對於現代建築的負面評價並不少，其中奧地利的藝術家Hundertwasser在1958年的創作宣言中抨擊：「在所謂的貧民窟之內，只有人的身體會衰亡。但是，在為人類特別規劃的(現代)建築之中，他的靈魂在消亡。」這番話說的很重，但切中要害，再引一段他前文中的說明：「不應該阻止個人建造的欲望！任何人應該能建造，也必須去建造，並負擔他自己生活其間的四面牆的真實責任。我們必須面對這類瘋狂結構之後有可能倒塌的風險，我們不應該，也萬萬不可失去新的建造方式所保有或至少可能保有的生命而萎縮。讓人們搬進一個如同養雞養兔子的籠子的情況終將制止。」 Hundertwasser的論點十足帶有安那其的調子，在他眼裏現代建築是一種法西斯式的控制，反應出那個時代各種社會民主理念的興起與躍進。

根本上，Oskar Hansen提倡的開放形式也就是一種開放社會的形式；他曾說：「高密度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是服務及於每一個個人：你可以透過快速且不被扭曲的溝通在數千人之中找到那個人。那是我們計畫達成的 ─ 無止境的溝通。」 更明白的說，這種開放性的關係是指龐大數量的個體所形成的一種群體現象，其中許許多多的個體彼此相仿，同時各有分別，看起來個自分開，其實相距不遠，整體上仍聚在一起，彼此之間可以不斷地溝通互動；這個自然狀態被認為是理想社會的基本面向。對於Oskar Hansen和Team10一些同夥而言，龐大數量是現代建築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也是他們意圖長期投入的社會工程。

在近代史上，歐陸建築師史無前例地關心起多數人的福利，並設立現代建築國際會議(CIAM)的民間公益組織，推廣現代功能設計以改善一般人的生活起居條件，其背後的集體社會意識是不可忽視的力量；戰後，這種自上看下的社會關懷方式在民主化潮流中遭到檢討，講求自由平等互助的社會參與理念取而代之，Team 10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方面承繼了現代建築的倫理觀，一方面進入社會內部，開始將建造的過程轉化成為一種社會實踐。在當時，有關參與式的工作方式因人因方案而異，Giancarlo de Carlo認為建築是屬於每個人的一種溝通方式，所以主動邀請使用者參與設計發展；Ralph Erskine的拜克住宅區是在居民與都市計畫部門的要求下，為了保持工廠工人原先社區的生活方式，而依據未來使用者的意願做最後的決定。60年代之後迄今，建築師和使用者合作的方式逐漸多姿多彩，工作情況好比是在進行各式民主體制實驗的場合。

匈牙利裔法國建築師Yona Friedman曾在1956年的現代建築國際會議和Team 10的人討論過他的想法，之後提出了一個移動建築(mobile architecture)的理論，並參與了1960年第一次Team 10自行召開的會議。Yona Friedman的立場基進，將建築師與使用者的角色倒轉，認為應該付予使用者更大的自由，由使用者自行設計自己的住房，建築構造必須可以修改，也可以拆除，或移動位置。後來，比利時建築師Lucien Kroll接收了這個想法，並嘗試運用在70年代的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醫學院宿舍案之中。Lucien Kroll沒有正式參與過Team 10的活動，不過，他熟悉Team 10的理念，和一些相關建築師有往來，被認為是Team 10的追隨者。原則上，他的參與式設計是先提供一個背景框架，再配合使用者的需求與工匠師傅的想像，由使用者和施工單位共同建造完成；結果是立面雜亂無章，體量參差不齊，且四處附加了梯階和陽臺，看來複雜與矛盾的程度讓Robert Venturi也難以想像。僅管不少年輕學生欣賞，視之為滿酷的表現，但是校方認為這棟建築偏離文化共識，取消了建築師後續的一些合約。

Lucien Kroll形容他的作法是一種「掌控下的安那其」；他說道：“所有的空間相互通聯且開放，各個元素之間相互呼應，彼此瞭解，同時相遇。不同樓層的地板是打通的，牆壁是切開的，天窗是透明的，陽臺之間相互看得見。這裏有許多入口，所以人們可以從任何地方過來，從地下室去閣樓和連接戶外平臺的階梯，或是經由那些走道。”這番描述讓我聯想到廣州的石牌村，兩者都是一種自我組織之下的沙若瓦其(sharawadgi)式空間組織，不過，一中一西一實一虛，仍有相當的區別。石牌村是具體生存環境之中的龐大數量狀態，同時綜合了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的複雜關係，自成了一個桃花源；Lucien Kroll的宿舍樓是在空間模組的規律中，容許個人意識在一定的範圍內遊走，而模擬出來的龐大數量現象，可算是大學校區中的一個差異地點。

無論如何，在Team 10研討會系列活動中安排石牌村工作坊不是出於偶然，或是為賦新詞強說愁；對於參與工作坊的中外師生而言，這是一次「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真實體驗，而切實地呼應著十屆小組的信念；在另一方面，這也是一次中西價值觀的比對，引發出許多「之間」的微觀課題，可說是種瓜為得豆，並不是意外的意外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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