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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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韓國人很積極地重新審視他們的歷史文化，企圖告訴世人他們的祖先有非凡的成就；這麼做想來是受到文化是競爭軟實力的觀念影響。

不過，一旦對歷史深究起來，韓國人的許多「新發現」可惹惱了中國人；包括「本草綱目」作者李時珍是韓國人之外，中醫和中藥都源自於韓國的傳統，中國人只能算是有發揚光大的功勞。

最近，韓國人又發表以東北遼河地區為大本營的女真族，也就是後來的金國人或清朝人，原本也是朝鮮望族的後裔，引發一些韓國人要收復「滿州故土」的聲音。

我在此不討論誰對誰錯，想提提我們在歷史寫作上由來已久的大問題。這個週末，愛沙尼亞的塔林大學將舉辦一場有關中國與亞洲地區歷史知識的研討會，會議議程裏指出自從司馬遷開創了中國歷史寫作的模式以來，歷史成為中國人思考問題的重要根據，但是，中國的歷史知識和現代理性思想沒有直接關係，也就是說中國的歷史多半是一種指導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和實際的歷史記載有相當距離。

文中特別提到西方傳來的新詞彙如「民族國家」、「歷史邊界」、「主權獨立」、「人權」被誤植外加於既有的文章之上，弄得更加混亂，而強調重新改寫亞洲歷史的必要。

在台灣，本土論者曾努力寫出不同版本的台灣歷史，但是為政治服務的動機顯然超越了歷史研究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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