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錯時辰的荷蘭蛋

獲知台北藝術中心競圖結果的時候，隨之來了一個念頭，慨嘆在兩岸競逐之中有人漁翁得利。

在 2001 年，這位建築師靠兩岸三地的留美學生幫忙 弄出個《大躍進》，延用他二十年前在《癲狂的紐約》中奉承老美的方式，對中國建築業的盛世大拍馬屁；之後，如願在北京弄到他有生以來第一個大型的方案；我常在不同場合指出，這個扭了一下的高樓是對北京歷史文化的帝國主義式踐踏。

不過，台灣這邊的人不管那麼多，也跟著想要一個類似的奇景，讓他的事務所 意外地 在全球經濟困局中找到一線曙光。

等到朋友傳來幾張方案的模型照片，發覺真是平庸無奇，深感台灣為了尋奇而買單非常不值得。如果不是為了製造奇景，則不知為什麼要買單？若是在十年前，這樣的設計還有一點巧思，放到現在 簡直是毫無創意可言，何況北京已經下了個法國蛋了，台北再來個荷蘭蛋有啥用呢？

去年，挪威政府在奧斯陸海邊蓋了一座新的歌劇院，可算是金融風暴前最後幾個成功的大型方案；一方面因為挪威有劇作家易卜生，實至名歸，另一方面，這個設計的姿態很低，以坡道與周邊環境盡力融合。此外，設計者也是挪威人。

而台北士林夜市可說是台灣小吃的聖地，也是本土文化的象徵地區，早就被國際旅遊訊息媒體相中。以後帶外國朋友來這裏，一抬頭望見這座紀念館大樓在旁邊，會讓我倒盡胃口之外，還會臉紅心跳不止。

說到底，我想關鍵問題還不在於設計不好，而是在未來全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狀態下，這種要花大錢的集體性質公共設施計劃已經完全不合時宜，換句話說，打城市品牌，搞畢爾包效應的階段已過去了。

實際上，如果花較少的錢將現有的表演廳做一番整修，再將一些小型可供分眾使用的空間連結整合起來，才可能找出具有新時代意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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