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請我參加研討會做主題演講的是 48°C 活動的總指揮,他是印度總理的顧問,也是新德里都市審議單位的頭,來過台灣參加「亞洲真實」會議。我們私底下對於發展一種亞洲的觀點很在意,這次刻意把我放在作戰前線,應該不是偶然;我對這樣的國際場合並不陌生,但是在印度領銜演出,心裏難免有些激動。演講前我特別思索再三,想要緊扣微觀都市方略在印度背景下的關聯。
第一天上午的主講人是來自倫敦的公共藝術策展人,下午是一位在加州推動生態藝術的策展人,一如往昔是英美的天下。不過,上午第一場會議的主持人是「都市閃光」的老戰友之一,他是駐紮在新德里的都市文化研究學者,常在歐美的學術界走動。在講評中,他指出上世紀有關「社會」的理念著眼於共識或共享的層面,顯得脫離現實,沒法解釋社會衝突的問題;認為當代城市正瀕臨解體的邊緣,城市即是各種災難的基地。上午會議結束之後,他向我表示對於主題演講很失望,並提到在寫一本名為《都市恐懼》的書。
我想起在討論過程中,明顯地有一股反美的氣氛,一位當地與會者高聲說到美國的金融風暴表示整個國家已在瓦解,也証明美國的做法行不通。之後,那位加州來的館長級主講人找我說話,講她去過台灣兩次,每次都有專屬翻譯和專用的車子與司機的經歷,聽了讓我不大舒服,沒怎麼想搭理。後來意外聽到她說目前美國有不少美術館的主管出缺,沒有人來應徵,因為這些單位都可能要關門大吉;她自己打算從獨棟大房子搬家到一個小公寓,準備過比較簡單的生活。
第二天是我和一位從新德里去墨爾本任教的工業設計家主講,會場氣氛變得十分不同。實際上,依我在印度公共場合或學校做過不少次講座的經驗,他們很容意接受 micro-urbanism 的想法,多半在聽講時會一直搖頭晃腦 ( 印度人特有的肢體語言,表示有同感,和純粹搖頭說不的動作不大一樣 ) ,和在歐美或中文地區的聽眾比較起來,有相當顯著的立即反應。
由於中央不能集權之外,地方政府亦無法強勢主導城市發展,民意代表的草根勢力很大,民間的公益團體與積極份子的影響力也不小,再加上千年累積的多重歷史文化與生活方式,以致傳統的總體規劃模式在印度根本不可能執行。而微觀都市方略是從普通百姓的立場出發,重視日常生活的特色,以發掘微區治療點入手,經由微區內的戰術運用,完成小範圍低成本的轉變或再生。原則上,這樣的做法和印度人的真實生活與現實條件貼近,而被認可為當前急需的建築與都市規劃設計的新領域與新方法。
會議結束後,大家受邀到德國大使的家裏參加餐會。大使和夫人在門口迎接,大使說他在現場聽了我的演講,接著欲言又止;我心想不知他怎麼看印度。在這種宴會的場合,不少人是在認識人攀交情,我一時覺得疲倦,就選了一個角落的桌邊抽煙。不一會兒,來了一對有點龐克打扮的男女,寒暄之下得知是美國藝術家夫婦,他們參加過 2004 年的台北雙年展,女的作品當時是放在大廳的主要作品,男的作品曾被北美館收藏。接著有人過來打招呼,提到今晚怎麼大家都在談 micro-urbanism 云云;那個女的想到她十年前到耶魯建築學院評圖時,有個學生曾用過 micro-urbanism 一詞,而問我究竟是誰提出了這個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