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禮拜,從塔林坐渡輪到斯得哥爾摩,在船上過了一夜。同艙的是兩位俄羅斯人,一位波蘭人,看起來都飽經滄桑。其中一位問我是不是學生,我心想他們年齡不見得比我大,但是亞洲人看起來顯小的多。吃飯時間餐廳裏多半是來旅遊的瑞典人,沒見到這幾位老兄,想來是因為餐廳太貴,自己帶了乾糧。
第二天早上,我吃過早飯,坐在吸煙區抽煙時,有個瑞典的小男生進來搭訕。他剛滿二十歲,還在歐洲特有的大學前的技能高中念書;他大方告訴我家裏的事,父母離婚多年,有一個十八歲的妹妹,父親再婚,有一個九歲的同父異母妹妹,母親失業在家,父親去年過世等等。這次去塔林是跟著兩位老師和五位同學來上課,參觀塔林古城。
他提到美國人的地理知識很有限,也講到世界的局勢;我告訴他二十幾年前在美國念書時,美國同學指著世界地圖問我「中國在那裏?」的往事,他很得意地拍胸脯說,如果問他的話,他大部份都知道。他對電腦遊戲很有興趣,說到要去南韓或日本進一步了解;我說台灣出過一些頂尖的電玩高手,一時對台灣和中國開始有點好奇,提到歐洲在中國殖民的狀況,以及目前工業化的環境問題等。
之後,他問我是不是和亞洲人講話,眼睛最好不要直視?我想了想很認真地回答,指出亞洲人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複雜,交談時大家都比較小心;我也可以說成大家比較有禮貌,但沒那麼說;如果西方人瞪著大眼, 盯著 人看,大多數亞洲人會覺得不習慣,所以讓人誤以為不應該直視。他很有興趣聽我講到不同的溝通方式,流露出急切要吸取新知的心情,讓我覺得可愛又可怕。
下船到了斯得哥爾摩立即物價倍增,坐計程車到火車站就花了近兩千塊台幣。坐上橫越瑞典南部的火車,中間在一個小站停下來較久,我下去買了杯咖啡;此時開始感受到這裏確實是富裕的國家,人人看來輕鬆自在,和愛沙尼亞人面無表情或是憂心重重的模樣相比,真有天壤之別。
難怪挪威朋友曾直接了當地問我塔林會有啥?言下之意是你到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幹麻呢?實際上,瑞典掌控著愛沙尼亞的主要銀行,是愛沙尼亞的銀行體系至今沒垮的原因。我想到每個國家的遭遇和人一樣,有的好命,有的比較歹命;瑞典尤其算是一個好運氣的國家,已有兩百年沒有戰爭,在北歐地區很少受人欺負,歷史上多半是他們欺負別人。
搖晃了五個多小時,終於到了 Trollhättan 市。這裏是瑞典早期的工業重鎮,有一座歐洲最早期的水力發電廠,也是 SAAB 汽車的老家,聽說列寧曾以黃金向他們購買一百輛車,而奠定了基礎。因此,這裏的工會勢力很大,相對地政局穩定,掌權的人多半出自工會,城裏蓋集合住宅的開發公司也以照顧工人生活出名。從市中心的建築來看,他們在 1979 年蓋了一個商店街和停車場混合的玻璃帷幕建築之外,其他的房子幾乎都是老一點的樣式。
第二天,和找我來的老朋友與當地組織的頭,以及參與的學員們混了一天;吃過晚飯後,大家回到工作的空間,很整齊地圍坐成一個圓圈聊天喝葡萄酒,讓我聯想起在幼兒園裏才看得到的情景。這十幾位學員還有個顯著的特色,至少有一半以上年紀比我大,並且是政府部門的人員,只有一個是在校的年輕學生。我想這個城市充分反應出瑞典社會的內情,這裡的人實際、保守、民主、也接近共產。
當我坐在他們中間,其實聽不懂半句他們在說什麼,但是感受到一種彼此之間互助的心態,沒有人爭著說話,也沒有哪個人想藉機表現;那位頭頭是週邊十四個縣市的文化部門主管,真正是完全沒有官架子。最後一天分手前,我們在一起吃了個晚飯,我提到想要出一本微觀都市方略的書,他立即反應可以考慮預購五千本贊助,簡直匪夷所思,但出於此人之口,也不大可能是誑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