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沙若瓦其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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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把最高的想像力用在設計圖樣，圖樣之美應是非比尋常、可打動人心的，但這種美不含任何一般或    輕易能觀察到的排列次序或配置：而，儘管我們對這種美幾乎沒有任何概念，但他們用了一個特殊字詞來    表達，當這種美一映入眼簾，他們說沙若瓦其（ sharawadgi ）很妙或值得讚揚，或任何這類推崇的用語。

威廉‧坦普爾爵士，伊比鳩魯的花園， 1685 年

十九世紀末，年輕的滿州皇帝想要進行大膽改革措施來促進中國的「自強」。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革者建議修改傳統的考試與教育制度，學習現代數學與科學，而非主要著重於儒家思想。雖只曇花一現，這場維新運動卻是向西方學習的重大行動。

1920 年，即百日維新失敗二十年後，梁啟超自受戰爭蹂躪的歐洲返國，他撰文刊於報紙上說到： (1)

卻還有要緊的一件事，要發揮我們的文化，非借他們的文化做途徑不可，因為他們研究的方法，實在精密，所謂「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我所以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

1925 年，梁啟超將新發現的宋代施工手冊《營造法式》寄給其子梁思成，梁思成是中國第一批赴美國賓州大學研習建築的留學生之一。梁啟超評價此書：「此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

1931 年，梁思成偕其妻暨研究夥伴林徽音加入北京的中國營造學社。次年，林徽音在《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中提出理論概述，開門見山即說「中國建築為東方最顯著的獨立系統」。但隨即將維楚維爾斯（ Vitruvius ）持久、有用、美觀的見解，做為評估中國建築的標準。文末她將中式建築與現代建築相比較： (2)

中國架構制既與現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則，將來只需變更建築材料，主要結構部分則均可不有過激變動，而同時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發展，必有極滿意的新建築產生。

1950 年代，中國共產黨採用此三準則，但用「經濟」取代原本的「持久」以符合馬列主義。這些標準正式成了新中國的建築設計準則。受到蘇聯的影響，中國主要關注於如何持續走在通往新時代的正確道路上。梁思成開始苦戰，努力保護中國的古蹟，包括保存北京舊城。

另一方面，從中國營造學社產制的測量考證檔來看，更明顯可知梁思成在研究方面有意識地遵循父親的教誨。他師法賓大法籍教師群，將所學應用在把他的發現形式化。以現代二維投影圖（平面圖、剖面圖、立面圖）呈現大部分保存至今的建築，引進建築物立面與比例分析的觀念。特別的是，他把一根上方有木頭斗拱的木柱描繪成對應於希臘柱式的中國柱式。

對中國傳統工匠來說，這些繪圖呈現的工作方式非常陌生。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早期的繪圖建構了我們今日對於所謂「中國建築」的想像與理解。建築史學家趙辰曾提出警告： (3)

這一經歷使筆者體會到，中國傳統木構建築的「立面」比例完全是由其結構決定的，而其結構則主要反應在其「剖面」圖上。其中主要指的是三角形的屋面結構部分，也就是中國傳統建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 「大屋頂」。以梁思 成 先生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建築歷史學家，開拓了從建築立面入手研究中國建築的學術方法，但是，上述經歷，讓筆者對於這一學術方法產生了懷疑。

身為反對帝國主義的知識份子，梁啟超的願景也呼籲尋求國家尊嚴。梁思成可能參考了希臘羅馬建築史，並根據他視為「文法」的《營造法式》刻意標舉出某些宏偉的結構物。再者，他的眼界局限于漢人的正統性，有關中國地區民族的多樣性與農村聚落的研究很有限。

事實上，傳統建築常由一群建物組成。各建物都是空間與建築物組合網絡的一部份。以相地術的方式，對天與地的考察支配了建築與地景的關係。只單獨檢視傳統建築物本身是不當的，且未考量到社會與環境面向。透過西方角度，全盤瞭解與生活經驗之間的界線模糊了，自此毫無呼應梁啟超追尋中國文化真實本質的訴求。

1972 年，文革期間梁思成逝於貧病。十年後，林徽音的侄女林瓔（ Maya Yin Lin ）採取了十分不同的出發點，她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設計的越南退伍軍人紀念碑展現出反對紀念碑形式的堅決態度。當時盛行後現代主義的形式表現，她卻利用斜坡逐漸降向低處的地形，開展了一種全新的觀點。此可謂內視的立場再度崛起，而這種立場卻是她的姑丈在西化潮流中刻意要保持距離的。

1940 年代二戰期間，梁思成撰寫第一部中國建築史之際，漢斯‧夏隆（ Hans Scharoun ）、雨果‧韓林（ Hugo Häring ）與來自上海的中國年輕人李承寬正在柏林一起根據翻譯資料研究中國建築。戰後，夏隆採用一些研究心得，在大學裏教授中國都市計畫與建築。這些是非常少數支持非正規現代建築的建築師。他們都認為建築形式需要與人類活動調和，因此他們的作品明顯悖離主流的幾何構圖。

韓林持功能觀，夏隆傾向表現主義，而李承寬的看法異於前兩者，他從十分單純的角度來看建築，我認為他是將兒時流連中式花園的經驗融入日常生活。他的方法是即興創作一些饒富樂趣的動態經驗，來推斷所需空間，創造了一種探索過程，然後導出建築物最後的外型。

1991 年，李承寬遷居台中，接下來十年內持續教學與工作。他的想法對在臺灣的人來說非常陌生，不過，仍被一個追尋不同方向包括學生和執業人士的小群體所重視。他的談話鄉音很重，常顯得支離破碎，所傳達的訊息很奧妙，就像十七世紀的那段逸事；當威廉‧坦普爾（ William Temple ）無意間聽到日文字 sorowaji ，以為是中文。他根據模糊的記憶，把聽到的字音轉寫成 sharawadgi 記錄下來 。 之後， sharawadgi 像神話般流傳數百年，代表著中式花園的一種特殊設計方式。

如今我們知道，花園設計文本脈絡中所提的 sorowaji 或 sharawadgi ，皆意指隨意配置事物以仿真自然的概念。若我們把沙若瓦其的定義擴大為空間關係，那麼戰後德國的有機思想學派就完全連結了沙若瓦其的概念，而李承寬在二者連結中應是很悠遊自得。

1970 年代，中國正經歷去除舊文化的混亂社會運動，臺灣則肩負振興中華文化之責以便與中國抗衡。臺灣建築師視第一代中國建築研究為重要參考資料。全台都市化日新月異期間，我目睹現代建築叢林中出現一些用大量混凝土做成的仿中式巨大建築物。

1984 年，入海軍服完兵役後，我參加日本新建築（ Shinkenchiku ）國際競圖大賽，比賽命題為「 2001 年的風格」。受到偶然自國外媒體接觸到的龐克精神啟發，我決定用手繪方式，在羅馬市區主要廣場的地圖上，描繪出臺北常見的自己蓋的違章建築。簡易的構造、臨時庇護所、寄生蟲般的增建物、蓋到一半的房子、雜草、百合花池以及漫遊的人群佔據原本屬於羅馬式建築風格之方尖碑、教堂、城區住宅、廣場、軸線道路、花園與樹木的空間。

出乎意料，我的作品入選了。然而，其中一位評審阿爾多‧羅西（ Aldo Rossi ）對我的作品未表示任何意見。日本評論家多木浩二（ Koji Taki ）提出敏銳的觀察： (4)

它並不是在描寫窮困或是貧民區的狀態；同時將圖中充滿自由、原始以及龐克般活力的村落看做是今天城市所等待的命運，或者看做是描寫亞洲城市與現代城市之間的諷刺性對比都是一個錯誤。經由其顛覆性的活動力和無限的高昂精神，這張設計圖所訴說的是目前所需要的不是一個傳統邏輯的機智或虛偽的文化自大主義，而是一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思考方式。這個途徑或態度亦即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樂觀的」。

那麼， 2001 年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 雷納‧庫哈斯（ Rem Koolhaas ）等人合著的《大躍進》在該年年尾出版了。在華人學生的協助之下，這本書是關於中國南方經濟特區的都市狀況，當中庫哈斯把「中國建築師」變成一個特殊辭彙，用來形容中國建築師在生產大量建築物的情況中所扮演的角色。整體而言，他的口吻讓中國人感到被吹捧： (5)

中國建築師是世上最重要、最具影響力、力量最強大的建築師。 ….. 跟美國的建築師相比，中國建築師人數只有十分之一，設計五倍多的建築案，用五分之一的時間，設計費只有十分之一。這暗示中國建築師的效率是美國建築師的兩千五百倍。

除此之外，他用 1950 年代末期的毛式政治標語作為書名，這對某些中國人來說暗示著「大躍進」可能再度復活，儘管事實上大躍進是盲目追求高生產的運動，造成了兩千萬人死於饑荒。

1970 年代後期，中國都市化比例約為 14% 。 2008 年，比例已經到達 50% 。說來諷刺，「大躍進」方案最後以量產城市的方式重生。數以百計的新城市，個個人口都超過一百萬，城市樣式全都一致，包含大道、紀念雕像、過大的廣場、辦公高塔、購物中心、大廈住宅、以及工業園區。在這些真空城市裏，舊城市建築完全變了樣。過馬路常常是很費勁、令人不快的事。很有可能你會看到肯得基的招牌。這種新型「大躍進」所造成的破壞已經遍及全中國，庫哈斯設計的中央電視台大樓不過是其中的後果之一。

我預測的 2001 年風格看起來跟目前現況背道而馳。只有閒逛那些隱身大街立面後的巷道時，才覺得我的預測沒那麼離譜。在都會區很容易發現惡名昭彰的「城中村」以及雜亂改裝與增建的殘餘舊地區。它們是現代化都市中人口稠密的孤島區域，也是來自鄉村的農民工尋求基本住宿的避難所。

在控管的都市結構中，每一個這樣的領地或多或少成了自治社區。房舍大多被屋主改建，好增加更多樓板面積。結果，空間、牆、與通道擠在三維空間裏，剪不斷理還亂。人們把房舍之間的空隙當成公共空間與場所，在不同時段有不同用途。老人有辦法找到集合處。小孩會在家附近找到可以玩耍的地方。經過增建的小廚房時，煮菜的味道從裏面傳出來。用過的瓶罐種著各式各樣的植物，放在窗緣或門邊。這些現象顯現出中國歷史悠久的共居狀態。看起來是集體共有卻又自由的無政府狀態，生動反映在建築環境上。

儘管屋主們可能為了賠償金而支持政府提出的遷居計畫，但這些看起來層次較低的區域正保有一種「社會的沙若瓦其」。在表面的儒家規範底下，這種自發地會合與相互連結是中國社會裏的根本關係，它穩穩佇立在那，成為抵抗草率規畫與建築設計的最後防線。

當柏林圍牆在 1989 年倒下來時，整個世界顯然向右傾斜，在中國尤其明顯。近幾年，現代建築的社會關懷幾乎隨著十人團（ Team X ）成員的消逝而飄散無蹤。只有看得見的東西才能引起興趣，先鋒者多半是做形式與科技創新，而設計文化正進入空前的影像消費全盛期。

必需正視我們在政治與社會方面的掙扎，這是個緊急議題。建築師可以積極打造社會的沙若瓦其 ，重新扮演改革者的角色。沙若瓦其 的社會並不是一個烏托邦理想，而是一種社會與空間的自然關係，或可形容為進階的開放形式（ Open Form ﹞ 。為了表現開放的形式，奧斯卡‧韓森（ Oskar Hansen ）把方塊一分為二，然後把這兩部分平行移動，給予新定位。那就是開始釋放，同時，開始我們的社會重建。

﹝張品羚 譯﹞

附註：

(1)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時事新報》，上海，一九二○年 三月三日 至三月二五日

(2) 林徽音：《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三月

(3) 趙辰：《「立面」的誤會》，北京三聯書店，二○○七年，第一一九頁至一二○頁

(4) The Style for the Year 2001 , Shikenchiku 60th Anniversary Special Edition, Tokyo : Shinkenchiku,1985

(5) Great Leap Forward , Edited by Chuihua Judy Chung, Jeffrey Inaba, Rem Koolhaas, Sze Tsung Leong, London : Taschen Publisher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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