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琴史初編》

許健的《琴史初編》是目前琴學研究中有關琴史部分的重要著作，舉凡琴學歷史中不論是流派、琴曲、琴人、琴器等等知識，該書都有一定程度的介紹，這對有心要研究琴學的人來說，是一本很好的參考書。但其中仍有可議之處，值得提出來討論的。

最先被我注意到的，是《琴史初編》對原文文義的誤解。許健說：

可見，琴瑟的演奏，在當時已經具有豐富的表現力，足以把人們的注意

力 吸引住。正如齊國的晏嬰所說：「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為說

明當 時音樂的豐富變化，晏嬰概括了十種對比因素 …… （頁 7 ）

按照《左傳》的記錄，晏嬰於此區分「和」與「同」的差別，「和」是眾味或眾音的協調，如他所概括的十種對比因素，是豐富的藝術詮釋；「同」則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一種單調無味的貧乏。晏嬰在這裡，正是把琴瑟的單音表現視為無聊無趣的藝術活動，然而許健卻將「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這句話解釋為「豐富的表現力」。這完全是曲解了晏嬰的原意。

除了對文義的誤解外，較為嚴重的問題還在於書中的意識型態。由於該書完稿的時空條件恰恰在七零年代的中國大陸，自然不免受限於當時正流行的「唯物史觀」、「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制約，以致於書中許多對歷史的評價有再被商榷的必要。因為於篇幅的限制，僅先討論有關先秦部分的問題。

大陸早期的學者習慣以「奴隸制」來看待先秦時期、特別是戰國以前的中國社會，這是由於郭沫若為了揣摩毛澤東的意思，不惜削足適履地以西方歐洲發展過程生搬硬套到中國歷史上。「奴隸制」的最大特色，是將社會機械地劃分為兩種人，一是奴隸，一是奴隸主，奴隸沒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完全唯奴隸主是從，兩者的身分地位都是世襲而不可更改的。《琴史初編》正是以這樣的有色眼鏡來看待中國先秦的琴學發展，許健說：

在當時（周代）精通音樂的是那些司掌各種樂器的樂工，其中包括專門彈琴的樂師。他們除彈琴、奏樂供貴族們享樂之外，主要是在各種典禮儀式中演奏，借以顯示貴族們的身份地位。（頁 2 ）

當時的樂師地位很低下， …… 這些樂師的地位和一般奴隸是相差不多的，遇到殘暴的主子，他們的命運就更加悲慘。（頁 3 ）

因為社會上只有奴隸與奴隸主兩等人，樂師不可能是貴族階層的奴隸主，當然只能被歸為奴隸，他們的地位是卑賤的，他們的工作是靠著演奏樂器來取悅貴族的，許健更舉「師曹」的例子，說他在教授彈琴的時候，因為得罪了衛侯的寵姬，竟然遭到了三百鞭的毒打，可見當時的樂師琴人是多麼的可憐。

可是，《 左傳 》 記載：

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左傳．襄

公十四年》

衛侯讓師曹教他的愛妾彈琴，師曹卻鞭打衛侯的愛妾。你打了國君的愛妾，結果受到三百鞭的懲罰，這豈不是咎由自取嗎？這與樂師的地位高低何關呢？據《左傳》與《史記》的記載，衛侯是個無道昏君，可是這個師曹也不是個什麼好東西，他利用衛侯與其臣子之間的嫌隙，策演了一齣叛亂的戲碼，使衛國陷入了更大的混亂。像師曹這樣的人，就算他的地位真的很低下，這也是他自甘墮落。

當許健說完「師曹」的故事後，又立即談到另一個樂師「師曠」，這個師曠不僅敢反駁國君的政治意見，竟然還能在兩個國君面前打斷琴樂的演奏，只因為他認為當時所演奏的琴樂是「靡靡之樂」。這完全不應該是身為奴隸的樂師該做或能做的事。另外，《左傳．襄公十八年》中還有一則師曠的小故事，當時的楚國欲攻打鄭國，晉國為此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來預決楚、鄭兩國的勝負，令人驚訝的是，一個樂師竟然也能在會議中與其它官員平起平坐，並且高談闊論起來，這就更令人贊嘆了。

比較師曹與師曠兩人的待遇，或許會讓人以為，師曠比師曹有較高遠的見識與道德，晉侯比衛侯又更有識人之明，所以，當時樂師的所受的禮遇程度也隨之不同。如果我們再多對比一些資料，便會發現似乎不是如此。我們先來看《論語》中的兩則紀錄：

（甲）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第三》

（乙）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甲）是孔子與魯國的樂師討論音樂演奏的過程應該如何進行，（乙）是形容孔子畢恭畢敬地對待一位盲眼的樂師，細心地告訴他這裡是階梯，這裡是坐席，這一位是某甲，那一位是某乙，並且告誡弟子，這就是扶導樂師的方式。在前一則裡，只有專業的內容，沒有身分地位的差別；後一則裡，更讓人感受到一種對長者的尊重。這兩則例子，都很難讓人相信，與孔子對話的人竟然是地位卑下的樂師。還有，在《儀禮．鄉飲酒禮》中有一段紀錄樂工奏樂的程序：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

這裡要注意的有三點：一是樂工的進退有一定的規矩，與輔導行禮的「相者」也有互動，這說明了樂工也是「禮樂」活動中的重要一分子；二是樂工所唱的〈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首詩，內容與飲宴有關，也都符合「温柔敦厚」的詩旨，最終的用意都是以禮節身、以樂洽情，不單純是為了「享樂」或「顯示貴族的身分」；三是音樂終了，主人還獻酒給樂工，如果樂工真是身分低下到與奴隸差不多，主人還須要對他們行禮如儀地獻酒嗎？總之，先秦的樂師、樂工，怎麼看都不太像是許健所說的那樣，過著悲慘而痛苦的生活。

以上幾個例子，都是我在倉促中想得到的，相信在更多的典籍史冊中還存在著這樣的反例，如果有心去找，一定能找到不少。先秦的司樂人員，可能有地位比較低下的如師曹，也可能有高尚如師曠者，不能一竿子將一船樂師都打翻到奴隸的苦海中；再者，以「奴隸制」的意識型態來觀察中國早期歷史，必然也會產生種種扞格。研究歷史，可以有種種方法來整理史料，進而得出某種結論，但不能先存在著某種意識型態，再以此型態來去取史料，合我用者則用之，不合我用者則視而不見，這樣的研究只會離歷史真實愈來愈遠。許健書中還有不少是以這種研究方法所得出來的結果，讀者們在閱讀書中的各種價值判斷時，一定要獨具慧眼，才不會重蹈前人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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